明治维新150年︱复眼之下明治维新的多重图像

    来源: 澎湃新闻

      原标题:明治维新150年︱徐静波:复眼之下明治维新的多重图像

      复眼,原本是个日语词,意为多重视野、多个视角,但复眼的说法有些新颖,也比较简洁,这里暂且借用一下。今年是日本明治时期启幕150周年,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,无论在发生地的日本还是邻邦的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,人们依然对这一时代变革充满了兴趣,因为时至今日,依然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读到某些警醒,获得某些启示。这里,笔者想翻检一些为人所忽视的史实,来重新检讨一下明治维新在当时以及今天的意义。

      维新派原来多半是“攘夷”派

      

      1868年推翻了德川幕府、后来成了明治政府核心力量的来自萨摩藩(今鹿儿岛)、长州藩(今山口县)和土佐藩(今高知县)的那些中下级武士,摇身一变,都成了明治新政的领袖,萨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、西乡隆盛和长州藩出身的木户孝允等被人誉为“维新三杰”。可是当初,他们却是最坚定的“尊王攘夷”派,尊王,是因为本身的境遇窘困而对幕府感到不满,试图抬出天皇重新执政来瓦解幕府的统治,而攘夷,则是发自内心的对西洋势力涌入列岛的强烈愤懑。

      

      大久保利通

      

      西乡隆盛

      

      木户孝允

      1862年9月14日发生了一件事。一个名曰查尔斯·理查逊(C·L·Richardson)的英国商人,在中国待了十几年之后准备回国,就想顺便到日本来看看,来到了当时已对外开放的横滨,跟一个做生丝生意的英国商人、一个在美国贸易公司里做事的英国人和来此地观光的夫人一起,骑着马前往真言宗智山派的大本山川崎大师做短途旅行,途中在神奈川生麦(位于现在横滨市鹤见区的西南部)的地方,与当时萨摩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一行狭路相逢。当时的萨摩藩,差不多是尊王攘夷派的大本营,他们来到此地,目的就是向幕府质问当前的国策,对于金发碧眼的洋人一直心怀不满,双方在生麦这个地方发生龃龉,引起冲突,同行的萨摩藩藩士一时气盛就拔刀刺死了理查逊,并刺伤了同行的两名英国人。这在当时自然是一件大事,英国代理公使爱德华·尼尔(E·Neale)就代表英国政府要求幕府方面对肇事者进行处罚并赔偿10万英镑。当时的德川幕府,对全国的统治力已经大为下降,它虽然赔偿了钱款,却无法让萨摩藩把犯人引渡给英国。于是尼尔代理公使就决定自己来解决问题。翌年的1863年8月15日,7艘从横滨出发的英国军舰行驶到了萨摩(今鹿儿岛市),要求萨摩藩交出凶手并服输认罪。萨摩藩对此不予理会。于是英国军舰便对萨摩进行炮击。恰好此时台风来袭,炮火顺着风势把鹿儿岛城化为一片火海,英国方面也因风暴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害,且因弹药和粮食的不足而未敢恋战,撤离了鹿儿岛海面。这次历史上的所谓“萨英战争”,英军虽然没有占领萨摩,却让萨摩藩深切领教到了英军、也就是“夷狄”的厉害。“攘夷”派意识到了自己一直主张要攘除的夷人,并不是茹毛饮血的蛮夷之辈,而是有着先进文明的洋人。于是萨摩藩就在这一年的11月派人在横滨与英国代理公使尼尔展开谈判,向英方道歉,赔偿了10万钱款。此后,萨摩藩意识到,须向强敌英国学习,日本才可能变得强大,于是在1865年4月17日,在未得到幕府许可的情况下,秘密派遣了19名青少年去英国留学,其中就有后来很出名的森有礼,他当时才17岁,至英国后立即接受了新的思想,在伦敦大学接受教育,以后又去俄国考察海军技术,再到美国,归国后倡导宗教自由,介绍西方的新式教育,1885年伊藤博文组成第一届内阁时,任命他担任第一任文部大臣。他甚至激进地主张废除日语,以英语为日本国语,结果遭到了暗杀。

      就在萨摩战争爆发的同一年,日本还发生了一件事。1863年6月25日,后来成了推翻幕府的急先锋的长州藩,对经过下关(又称马关)海峡的美国商船悍然进行了炮击,又对各国的军舰加以攻击。西方列强对于幕府的对外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,也试图帮助幕府来稳定日本国内的局势,但同时也明白,以当时幕府的实力,恐怕难以控制各藩的攘夷势力,于是决定自己动手。英国公使艾尔考克(J·R·Alcock)说服了法国、美国与荷兰,一起组成了联合舰队,在1864年的9月5日,浩浩荡荡开往下关海峡。但是长州藩对于列强的要求不予理睬,结果遭到了四国联合舰队的毁灭性的打击,长州藩的炮台被全部摧毁。经过这一次交手后,原先攘夷态度坚决的长州藩,也彻底醒悟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先进,于是彻底收起了攘夷的旗号,后来积极主张导引西方文明的明治领袖伊藤博文、井上馨等都是出自长州藩。

      由此可知,日本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服膺西洋文明的,经过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之后,排外的风潮也是相当激烈的,但他们一旦领教了洋人的厉害后,立即就改弦易辙,拜洋人为师。萨摩藩后来开办了不少新兴的产业,成了维新的策源地之一,今天的鹿儿岛市内,有一座名曰“维新故乡纪念馆”,宣扬当年的萨摩藩在明治维新上的丰功伟绩,而对当年刀光血影的萨英战争,具体的情形几乎一字不提。长州藩的下关,后来也成了开放港市,早早地开设了英国领事馆,这一建筑至今仍然被珍贵地保留着,成了重要的文物。日本人对内对外的审时度势,是非常现实主义的,脸面虽然很重要,但在现实利益面前,也可以轻易地丢弃。说到底,日本人的骨子里,“事大主义”还是根深蒂固的。

      幕府已经拉开了维新的大幕

      也许是有些教科书的叙述不甚妥当,在不少人的头脑中,似乎是推翻了保守的江户幕府, 1868年的明治元年,才开启了维新的大幕,随着“明治维新”这一词语深入人心,这一意象似乎也越来越固化了。实际的情形却并不是这样。

      1853年7月、1854年1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先后率领4艘和7艘军舰来到江户湾(今东京湾)浦贺海面撬开日本的大门时,江户幕府为何没有进行武力抗击呢?这当然可举出若干条理由来进行解释,比如日本自17世纪初便陆续实施了锁国政策,因为不允许日本人出海,国内不许建造200吨以上的船只,因而几乎完全没有海军作战能力,虽然自19世纪起已有人陆续鼓吹海防,兴建了若干沿海的炮台,但差不多都是前近代的老式装备,射程和杀伤力都相当有限,因而暂时未敢鲁莽抵抗。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作为锁国时代唯一有有限通商关系的荷兰(民间贸易还有中国),不知出于何种目的,荷兰国王在1844年曾向幕府发出了一份建议书,劝导日本不要步中国的后尘,主动打开国门。为了让幕府的执政者了解新的世界大势,荷兰每年制作一份信息报告书,日文曰《荷兰别段风说书》,向日本介绍当前新的世界局势和各国的力量对比等,尽管还只是每年一份,却使幕府的当政者多少了解了列岛之外的天下大事,因而在佩里率领黑船进入日本海域时,没有贸然抵抗,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战争。

      佩里武力宣示的结果,就是幕府与美国签署了一份《日美和亲条约》,主要内容是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、箱馆(现写作“函馆”,日语中读音相同)两个港口,为遭到海难的美国船舶提供便利,以及美国可在下田设置常驻代表。虽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内容,却宣告了幕府实施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的终焉。当时的幕府名义上还有将军,但实际主政的是一个名曰井伊直弼(1815-1860)的大老(官职名,略等于宰相),他基本上是一个开放派,主张与西方与进行交往。在他的主持下,1858年日本与五个主要西方国家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荷兰、俄国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,主要内容是:下田、箱馆、长崎、新泻、兵库(今神户)为开放港口,江户、大坂对外开放市场,各国可开设领事馆,并拥有领事裁判权;各国可在江户派驻代表等。自此,西方势力全面进入列岛。以下,列举一些幕府对外开放的举措。

      1857年2月幕府设立的“蕃书调所”(1862年改名为“洋书调所”,明治以后演变为开成学校,是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的两大母体之一)开学,这是一所类似于中国在1862年开设的同文馆的机构,但其后来所取得成就,明显高于同文馆。

      1858年8月,幕府在长期设立英语传习所(此后不久在横滨也开设了这样的学校),后改为洋学所,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。

      1859年7月,幕府决定开辟神奈川(今横滨)为外国人居留地。同年,英国、美国、法国分别在江户设立领事馆或公使馆。多名传教士以各种名义来到日本,并在领事馆内设置教堂(17世纪初开始实施的锁国政策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严禁各国传教)。

      1860年2月,日本人用购自荷兰的一艘100马力的蒸汽机船定名为“咸临丸”,由日本人掌舵,跨越太平驶往美国访问,这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前往北美,福泽谕吉作为同行者,第一次看到了西洋的世界。同时出发的还有幕府的使节,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正式访问美国,目的是交换条约的批准文书,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。一行在美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。这较之中国使节郭嵩焘1876年的欧洲之行要早了16年。

      1862年11月,幕府第一次向荷兰派遣了11名官费留学生,。这较之中国向美国派遣留美学童早了10年。这一年,幕府创办了日本近代第一份报纸《巴达维亚(今译“雅加达”)新闻》,这是一份将荷兰当局赠送给幕府的Javasche Coutant 按国别编辑记载的刊物,在两个月内发行了23卷,目的是给各级官府和民众传递海外知识和信息。

      1865年5月,幕府向法国派遣了官员,以调查国外的军事情况,将近一年后回国。这一年还向俄国派出了6名官费留学生前往圣彼得堡。丁韪良汉译的《万国公法》,在日本被句读翻刻后大量出版。

      1866年12月,向英国派遣14名官费留学生。这一年,将以前建立的军舰操练所和讲武所分别改名为海军所和陆军所,成为培养近代海军和陆军的正式机构。翌年幕府在陆军所设立三兵(步兵、骑兵、炮兵)士官学校,由法国人主讲,在海军所由英国主讲航海技术等。(以上数据,主要依据《近代日本综合年表》第三版,岩波书店1991年,以及中央公论新社2011年版“日本的近代”第一卷《开国·维新》(松本健一着)、岩波书店2006年版“日本近现代史”第一卷《幕末·维新》(井上胜生着))

      通过以上事实的列举,想必各位可以明白,所谓近代的维新,其实并不始于明治元年的1868年,在江户幕府时代,维新的大幕已经开启了,只是明治政府在幕府开辟的轨迹上继续向前推进,并有了大刀阔斧的新举措。严格而言,日本近代的维新或者说变革,应该以1854年为元年。

      “民权派”向“国权派”的蜕变

      整个明治时期,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可忽视,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当年的“民权派”,若干年后便蜕变成了“国权派”。一般理解,民权派较多的是从在野的立场,向官府主张、呼吁、倡导民众的利益和权利,而国权派,较多的是站在庙堂的立场,强调日本国家的正当性以及日本在海外权益的正当性。有意思的是,一些当年民权或西化的鼓吹者,在明治的中期开始,便将立场渐渐地从在野移向了庙堂,后来竟成了面目可憎的皇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者。

      

      西周

      其中比较着名的人物,首先可以举出西周(1829-1897)。我看到日文版的《英国大百科全书》(Encyclopaedia Britannica)对他的介绍或定位是“启蒙思想家”。他的家庭原是津和野的藩医,4岁时即跟着祖父学习《孝经》,后来进了藩校“养老馆”,潜心研读儒学,以后离开家乡去各处闯荡。1853年冬,在江户跟着一位藩医学习荷兰语。17世纪初开始,为防止基督教的流播扰乱人心,动摇政权,江户幕府实施了严格的锁国政策,只允许长崎一隅与荷兰和中国做贸易。在长崎的出岛开设了荷兰官方的商馆。18世纪时幕府解除了荷兰文书籍入境的禁令(宗教书依然严禁),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依托荷兰文汲取西洋新知识的“兰学”,一时,除了国学、儒学之外,兰学也是知识人瞩目的对象。西周因而有了学习荷兰文的契机。1854年国门被美国人打开后,英文受到了人们的关注,西周也在1856年开始跟人学习英文。1859年他当上了幕府开设的蕃书调所的教授助手。1860年,他与津田真道向幕府提出了去外国留学的愿望。两年后的1862年6月成行,差不多一年后到达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,随后进入了莱登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荷兰语学习,然后专攻法学和经济学。将近三年后回到了日本。可以说西周是在西方接受法学和经济学训练的第一批日本人,回国后立即受到了幕府的器重,担任了当时最高学府开成所的教授,他把荷兰教授讲授的《万国公法》(现在一般译为“国际法”)讲义翻译成日文,呈献给幕府。1867年,他应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召,向其教授法语,又向德川将军解答了英国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体制的问题。1870年,在自己的宅邸开设私塾育英社,讲授“百学连环”(即百科知识),翌年被新政府的宫内省召去担任皇室的侍读。1873年担任陆军省第一局第三课课长,以后长期在军部供职。1874年加入日本最大的启蒙思想团体“明六社”,在《明六》杂志上发表《知说》,出版《百一新论》、《致知启蒙》,成了启蒙思想运动中的名着,与福泽谕吉的《文明论概略》、《劝学篇》等一起,影响了不久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。西周还翻译出版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名着《功利说》,把西语中philosophy翻译成汉字的“哲学”。无疑,西周是一位在相当的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先驱,然而他早年儒学的坚实的训练,长期为幕府最高层服务、担任皇室的侍读以及在陆军省十数年服务的经历,也培育了他坚定的忠君爱国的信念,他的所有的努力,最终是为了国家。他后来成为一个国权派的代表人物,最具有象征意义的,就是他受山县有朋的委托,起草了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、影响了整个近代日本的《军人敕谕》。在这篇煌煌两千字的长文中,他一再鼓吹日本军队自古为天皇所统帅,“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”,正礼仪,尚勇武,重信义,下级服从上级,上司慈爱下属,尽忠报国。人们很难相信,这样一篇充满了封建色彩的文字,竟然是出自一个最早留学西洋、曾是民智开启者、民权鼓吹者之手。

      

      福泽谕吉铜像

      福泽谕吉(1835-1901)差不多也有着这样的蜕变轨迹。福泽谕吉无疑是近代日本最大的思想家,或者说是明治时期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。他5岁时开始随同邻近的藩士学习汉学和刀剑,据他在自传中所述,他少年时读过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世说》等,尤其是《左传》,对其中的第15卷曾经通读过十一次,有趣的篇章都可背诵(《福翁自传》,东京讲谈社1981年,第16-17页),由此可知他在汉学方面具有深湛的修养,只是在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,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。福泽20岁时进入当时着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开设在大阪的“适塾”,在这里接触到了荷兰语的文献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学科。1858年他来到江户游学,在已经开埠的横滨直接邂逅了欧美文明,始知荷兰业已陨落,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语,乃发奋自学英文,以求一窥外部的世界。1860年2月,他作为随员乘坐日本第一艘横渡【太平洋(601099)、股吧】的轮船“咸临丸”前往美国,福泽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历西方的日本人,在美国待了四个月之久,直接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相。1862年又去欧洲游学,历时一年,行踪遍及英、法、德、俄、荷兰、葡萄牙诸国,考察了欧洲的银行、邮政、议会、法院及工厂等,在伦敦恰逢世博会,集中见识了西方文明的成果,1867年2月,再度访问欧洲,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,1866年撰写的《西洋事情》,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,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,1875年刊行的《文明论之概略》,正式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,也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。福泽谕吉虽然一生没有入仕,但建造一个强大的近代日本,始终是他政治理想的指归。1884年在策动朝鲜的变革(甲申事变)失败后,他提出了着名的“脱亚论”,主张日本率先跻身于西方的行列。为此,可以仿效西方向海外扩张。因此当189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了中日战争之后,福泽谕吉立即站了出来坚定地支持日本当局,认为这是一场文明对于野蛮的战争,日本代表了文明的正义,出于这样的逻辑,他毫不掩饰地说:“让文明的势力风靡(中华)四百余州,让文明日新的余光照耀四亿人民,如此,我国军队务必要长驱直入,直捣首都北京,扼其咽喉,使其立即降服在文明的军门之下。我日本并非好战,乃是世界文明大势委任日本来行使天职,战争乃是不得已的处置。衷心期望我辈尽早让太阳旗在北京城的晨风中飘扬,让四百余州皆沐浴到文明的光芒。”(《直に北京を冲く可し》,1894年8月,《福沢谕吉全集》第14卷,501页)在控制朝鲜、获取巨额赔偿金、割让领土诸方面,福泽主张不可有丝毫的退让:“开战以来我军人牺牲了生命与敌人战斗,一般的国民不惜肩负巨大的负担来为国尽忠,才获得了如今的结果,因此我国提出的条件,即日本人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东西,一步都不可谦让。”(《诺否の二字あるのみ》,1895年4月,《福沢谕吉全集》第15卷,130页)福泽虽是书生出生,却并无书生的迂阔,日本的国家利益,才是他最终的价值指向,在战争初期,福泽一直以一个文明论者的姿态出现,强调日本开战的目的在于引导邻国走向文明的世界,强调日本战争行为的正义性,一旦等日本获得胜利后,就竭力主张日本获取利益的正当性,他虽以民间人士的面貌出现,在本质上却与官方的立场达到了惊人的一致,并在相当的程度上主导了日本社会的舆论。

      德富苏峰(1863-1957)的蜕变更是让人觉得有些瞠目。德富苏峰是一个在日本近代史上罕见的于明治、大正、昭和三个时期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媒体人和评论家。他的教育背景,除了一个时期曾在汉学塾内读过以中国古典为中心的东方典籍外,主要是在家乡熊本洋学校和东京英语学校、京都的同志社英学校(一所日本人创办的教会学校,今同志社大学的前身)接受西方式的教育,年轻时虽不像福泽和内村那样在海外游过学,却阅读了大量原版的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着作,一时曾醉心于西欧的民主自由思想,积极投身于当时在日本方兴未艾的自由民权运动。1887年2月,年仅25岁的苏峰在东京成立了民友社,创办了在明治中后期卓有影响的周刊《国民之友》,1890年2月又创办了《国民新闻》报,鼓吹平民主义思想,并在1893年出版了作为平民丛书第6卷的《现时之社会主义》,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,一时成了明治青年的导师。

      

      德富苏峰,曾于1906年和1917年游历中国,并留下《七十八日游记》、《中国漫游记 》两部游记。

      但是就像很多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一样,苏峰在骨子里其实一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。1885年他在家乡创办私校“大江塾”时,就创作了一首《爱国之歌》作为校歌,以此来激励青少年为国家奋斗。甲午开战前夜,因朝鲜事件的刺激,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达到了高潮,苏峰主持的《国民之友》和《国民新闻》也成了这一思想或情绪表达的重要媒介,而苏峰自己则因这场战争,彻底蜕去了平民主义的外壳,基本放弃了自由民权的主张,演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。其标志就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出版的、将战争时期发表的部分文章合编而成的《大日本膨胀论》(这里的“膨胀”,可作“扩张、扩大、强大”解)。甲午战争爆发后,他主编的《国民新闻》成了主战言论的阵地。相比较福泽,苏峰具有更为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。他主张:“要膺惩清国、永久维持东亚的和平,有两个牵制法,一曰物质的牵制,一曰精神的牵制。物质的牵制法就是让他们支付战争赔偿金,分割他们的土地,……所谓分割盛京省(指现在的辽宁省——引者),获取台湾,就是此牵制法的一端。……精神的牵制法就是使他们从内心臣服我们的武威,彻底根除他们再度称王称霸的野心。”(《日本膨张论》,《徳富苏峰集》,第259页。)此时中国因为连战连败,频频放出信号,希望谈判媾和,并请求西方大国从中调停斡旋,日本的舆论中也出现了微弱的停战谈判的声音,苏峰对此表示坚决反对:“如今绝不是讲和的时期。换句话说,如今应该倾全国之兵力,锐意猛进,一面占领台湾,将此永久归入帝国的版图,一面扼住其咽喉之地,给予其神经一大痛击。”苏峰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设想:“倘若能北占旅顺口,南据台湾,清国再怎么庞大,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,大则大矣,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。到了这一步,不仅是一个清国,还北可控制俄国,南可应对英国,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东亚的霸权。霸权在我手里,和与战的主动权也就在我手里了。”(同上,258页)这些言论中,我们已丝毫看不到当年平民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想吹鼓者的身影了。此时的德富苏峰已完全蜕变成了一个顽固的国权主义者了。顺便述及,苏峰在昭和时期的1940年9月向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提出缔结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书,1942年出任军部主导的“大日本文学报国会”和“大日本言论报国会”的会长,几乎是二战时期日本文化界的最高领袖,坚决反对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,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定为甲级战犯的嫌疑人,开除一切公职。

      上述三个案例,清晰地昭示着明治维新的两个基本面,即汲取西洋文明、变革既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因袭、推进近代产业的发展和思想的维新,最终基本完成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向近现代的转型,另一面,则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扩张迅速衔接,使得近代日本在刚刚开启资本主义的大幕时,就已经跨入了帝国主义的轨迹,同时,还残留了浓郁的封建专制独裁的阴影。

      我们还可以举出明治维新的诸多侧面。可以肯定的是,在复眼之下,以明治维新为象征的近代日本,绝不是一个可以用某种简单的原理概括的单色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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